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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人至深】郭钦光:五四运动中的英雄,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

发布时间:2023-11-09 15:36:44来源:

“五四运动”是近代中国一场伟大的爱国启蒙运动,其意义之重大,难以估量。作为“五四运动”的肇始,“五四”事件是整个“五四运动”的焦点,而“火烧赵家楼,痛打章宗祥”则为“五四”事件的标志。北京大学的学生郭钦光(1895—1919)成为“五四运动”第一个烈士,也是“五四”事件中唯一的烈士。

 

“五四运动”的肇始
——“五四”事件

 

1918年,历时4年之久的世界大战结束了。德国战败,协约国大获全胜,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,举国欢腾。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,中国与日本同为战胜国,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没有收回,反被日本占有。中国外交的失败,激发了民众长期以来积聚的愤怒与不满。而青年学生具有“天下为己任”的历史宿命感,使青年学生为此首先行动起来。于是在5月4日,北京爆发了规模宏大的以游行示威为特点的学生运动。

 

游行从5月4日下午开始,北京学界的抗议活动最初并无过激行为,《北京特约通信》采用“沿途井然有序”“绝无扰乱秩序”等来形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。学生们原来的主要目标是到东交民巷英美等使馆递交说帖,但因是周日,公使们都不在。本来依照大会决议,应向总统府去请愿,但在东交民巷受阻后,学生颇受刺激,失望顿时转变为迁怒,就折而向北,到赵家楼的曹家去兴师问罪,因为曹汝霖是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签字人。

 

五四运动(油画)

 

赵家楼是一个胡同,曹宅就位于赵家楼胡同里。大约下午4点半,学生们抵达赵家楼。只见曹宅朱门紧闭,旁边还有三四十名军警把守着。学生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签订密约的原因,但不见他出来。于是,狂躁的学生大喊着“卖国贼”,开始向曹宅投掷石块。有人猛力蹿上围墙,捣毁窗户跳入院内,打开了曹宅的大门,许多学生则一拥而进。

 

进入曹宅后,他们到处寻曹汝霖。而曹汝霖躲在两间卧室夹层中的箱子间里,未被学生发现。由于始终未见曹的踪影,气愤的学生就将在曹家做客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打了一顿,并点火烧了曹家的汽车及住宅,史称“火烧赵家楼”。这个著名的“五四”事件,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:章宗祥身受数十处伤,脑部受到震荡,到医院抢救;曹府东院一排西式洋房被烧成瓦砾,只剩下门房及西院一小部分中式建筑。当曹宅起火后约半小时,警察开始当场抓捕学生,各校学生被捕的共有32人。

 

在5月4日这次游行示威活动中,北京大学的学生郭钦光虽然不是主角,但是他自始至终全程参与了:与同学们一起游行在天安门,喊口号,发表演说;接着到过东交民巷使馆区;后来也与同学们一起,进入赵家楼的曹宅。其实,郭钦光的活动与当时大多数参与5月4日游行的同学们并无二致,但他因在活动中病重和很快去世,使他成为“五四运动”第一个烈士,也是“五四”事件中唯一的烈士。

 

短暂而不凡的履历

 

郭钦光原名郭书鹏,字步程,1895年农历7月生于广东省文昌县(现为海南省文昌市)龙马乡龙尾塘村一个贫困农民家庭。一家五口,父郭诗祝、母陈氏、另有姐姐和哥哥,父亲早殁。他幼年天资聪颖,但家境贫寒无钱读书,只能于学堂旁听先生讲课。其后,他随在乡间任教的舅舅读书,成绩优秀,12岁毕业于文昌县罗峰高等小学。在家从事耕作几年后,郭钦光到广州考入广东初级师范学校。

 

在求学期间,郭钦光细心研读中国历史,尤其是对英雄故事书籍更是独爱,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。他平时沉默寡言,但谈论起国事来则滔滔不绝。每当与人说起近代中国政治之衰败,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凶狠,往往痛恨不已,悲愤交加。有记载说,他“与人抵掌谈国事,辄奋毗欲裂,唏嘘终日”。

 

郭钦光

 

1915年5月,袁世凯为博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称帝野心的支持,同日本政府秘密订立了丧权辱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这一卖国行径激起了举国上下的强烈愤慨,嫉恶如仇的郭钦光更是义愤填膺。当时,广东各校学生不顾北洋政府的压制,云集广州东园召开“国耻大会”,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。反动当局如临大敌,台下“军警森树,毕露白刃”。面对军警的包围和刺刀,郭钦光毫不畏惧,毅然登台发表了演讲,号召大家同仇敌忾,反对卖国贼。由于激愤之情难以抑制,他当场呕血,在场群众无不为他的爱国激情所感动。此后,他继续进行爱国宣传,并常说:“国危而俗偷,不如早死,胜于撑两目以俟外人侮之我国。”其反帝爱国之心,溢于言表。

 

1916年夏,郭钦光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广东省立师范学校。因家境贫寒,他便回到乡里,决定靠自己的双手去积攒继续求学的学费。他四处奔波,寻找职业,终于在距他家几里路的务生小学校谋得教书一职。执教1年后,积集了一些资金。其兄长为了送弟弟上学,变卖了仅有的一点田产,又走亲串友、东挪西借凑足学费。1917年夏,郭钦光离乡渡海,赴京应试,结果被北京大学文预科班录取。

 

进入北京大学以后,郭钦光在学习上依然刻苦攻读,广学博览;在思想上更加关心国家的危亡,痛恨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。不过,郭钦光身体不太好,素来体弱,后来还患有严重的肺病。1919年5月4日,他参加爱国学生游行示威活动,因劳累过度,导致肺病复发,呕血不止。延至7日,郭钦光在北京法国医院病逝,时年24岁。当时家中遗下老母、妻子和女儿。

 

因“五四”事件而去世

 

1919年5月4日下午,北京大学、北京高等师范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参加游行的学生,陆续向天安门广场汇集。由于郭钦光身患肺病,时常咳血,当时同学们都极力劝阻他,不必去参加游行示威了。但郭钦光坚持要去,仍然手执旗帜,高呼口号,“奋袂先行”,同北大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。当游行队伍齐集天安门集会后,据说郭钦光还登台演讲。他激昂地说:中国人头可杀不可低,神圣领土不能割让。随后,郭钦光到过东交民巷使馆区,与同学们经历从失望转变为迁怒的情感波涛。最后,他便和同学们一起冲向赵家楼曹宅搜寻卖国贼。

 

那么郭钦光的具体去世经过如何?通常说法认为,在这次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活动过程中,一方面由于跑路过多,疲劳过度;另一方面亲眼目睹了北洋军阀政府竟“以狮子搏兔之力”,镇压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,无辜的青年学生受到逮捕坐狱,而遭到万人唾骂的卖国贼却受到政府保护,郭钦光心中激愤难平,病情恶化,在赵家楼曹宅当场呕血不止。

 

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,比如肖劳回忆说:“那天攻打赵家楼与军警格斗时,北大同学郭钦光受伤,回到宿舍便在夜里死去,可说是为国捐躯。”陈伯衡则认为,郭钦光“在运动中因人群拥挤被践踏受伤而牺牲”。傅晖在回忆中写道:“火烧赵家楼那一天,军警和我们学生搏斗,有一位北大学生郭钦光(广东人)被打重伤,血流满地,死在东单牌楼马路上。”有一种说法是,在赵家楼胡同中,“北大学生郭钦光与巡警争执、扭打,躺在地上呻吟,傅斯年眼见局面难以控制,把领队之事托付段锡朋,自己带着一些同学以护理郭钦光为由回北大去了”。《中共琼崖一大研究资料选编》描写为:“郭钦光参加搜查卖国贼家府时,被曹汝霖的家丁打仔打致重伤,当场吐血满地……”

 

据称,在郭钦光病重呕血时,同学们当即将他送进北京法国医院抢救,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偶尔清醒过来,听到同学们告诉他关于爱国活动的进展情况,他的脸上便露出胜利的微笑。由于他病情恶化,一直呕血不止,医治无效,延至5月7日,竟溘然逝世,时年仅24岁。临去世前,他还连声叹息:“国家濒危,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,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;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,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,事可知矣。”

 

至于当时报刊上对郭钦光之死的描述,或是“以孤愤莫伸,呕血殉难”,或是“杀贼未成,竟成厉鬼”。《北京大学日刊》则将之记述为“痛外交之失败,愤佥壬之卖国,椎心呕血,骂贼身殒”。最早报道郭钦光事件的是《晨报》,它在1919年5月8日的报道里说:“北京大学文预科学生郭钦光四日在曹宅时被一家人殴打吐血甚多,虽未被捕,而伤重不能救治,于六日在法国医院病故。”这则报道里甚至没有提到郭钦光身染肺病,而是说被殴打重伤而死,矛头直指曹家佣人。

 

他为什么会被人为塑造

 

在“五四”事件发生后,医生曾说章宗祥命在旦夕,因此他是否已死,一时间传闻盛行,如《大公报》1919年5月5日就说:“章宗祥之被打受伤甚重,一般人均谓颇有性命之忧,昨日午刻遂哄传章已身亡于同仁医院。”据罗家伦回忆道:“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,时时有死耗之传闻。”这样的消息使参与“五四”事件的学生,特别是殴打章宗祥的学生人心惶惶,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
 

刚好在5月7日这一关节时刻,北大学生郭钦光去世。本来有关他死因的说法,就有许多版本,通常认为郭钦光乃是其向来体弱,参加“五四”游行时跑得又太用力,劳累过度吐血而亡。但也有说法认为,郭钦光在赵家楼曹宅被曹家卫兵、佣人殴伤,致使肺病加重,吐血而死。或认为,郭钦光在冲入曹汝霖住宅时,被曹宅一个家人和两名士兵殴打致重伤,当场吐血。还有传说称,郭钦光“殴章焚曹时,被军警刺死”。

 

章宗祥(后)、曹汝霖(前)、陆宗舆(右)

 

学生们此时正为烧了曹宅、打了章宗祥而忐忑,郭钦光的死亡为学生暴力行为的辩护,提供了素材与资源。当时,北大学生狄君武等灵机一动,统一宣传口径,一口咬定郭钦光是“五四”那天被曹家的佣人打死的,气愤之中,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。这样,一方面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义愤,另一方面嫁祸曹汝霖——在一些学生看来,既然曹汝霖是汉奸卖国贼,嫁祸于他也就不是什么不公之举,而是咎由自取罢了。正如罗家伦在回忆中所说:“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,所以定下一个策略(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),不妨把郭钦光的死,说成是被曹家佣人打死的,也许可以抵消章宗祥的官司。”

 

与此同时,为了把郭钦光塑造成为国捐躯的烈士,通知上海和天津等地与北京同时召开追悼大会,藉此再造革命声势。郭钦光去世后,北京学生采取进行总罢课的形式以示严重抗议,并通告上海、广东、天津等各地,于5月9日与北京同时召开郭钦光烈士的追悼大会。北京的追悼会上对于郭钦光的死,赞扬之至。这个追悼会,实际上成了一个发动更大规模斗争的誓师大会。陆续前来吊唁的约有一万余人,收到的挽联3000多副。

 

因此,郭钦光烈士形象的塑造,成了一种斗争策略。应当说,这种塑造的效果是显著的,结果是成功的:一方面,郭钦光的死被有意塑造为政府镇压所直接导致的,通过社会舆论对于北洋政府暴力行为的批判掌握了话语权,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学生运动中暴力行为的关注;另一方面,郭钦光被认为是“五四”爱国运动为国捐躯的第一位烈士,或“五四”事件中唯一烈士,也同时塑造了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,致使被捕的学生全被无罪释放。

 

郭钦光本来就是烈士

 

其实,郭钦光本来就是“五四”事件的烈士。但我们习惯认为,“烈士”应该是以身殉国壮烈牺牲的人,在为正义事业奋斗时病逝的则不属于烈士之列。罗家伦曾评论道:“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,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,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。但是把他造成“五四”的烈士,全国亦以烈士待之,多少未免有点滑稽。”在这里,罗家伦也是在狭义上看待“烈士”(以身殉国壮烈之死的人),认为郭钦光不过是“病逝”而已;其实当时许多人也持类似看法,否则不会去刻意对郭钦光进行“升格”塑造。

 

郭钦光是在抱病参与“五四”学生运动,导致病重因而去世的,这本身就值得特别礼赞,可以说是为正义事业而牺牲,也是一种特殊的报国方式。因此,人们将郭钦光称为“烈士”无疑是正确的。当然有些说法显得有点过分,比如从各地追悼会上的挽联即可以看出,人们对郭钦光为国牺牲的行为进行了极度的悲情刻画,同时对他的牺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,诸如“为国捐躯”“杀身成仁”“重于泰山”等等,将他的死亡等同于历史上那些忠君爱国名留青史的忠义之士,甚至认为他是国殇,是近世的英雄!

 

多年来,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误区在于固执地认为,只要目标是崇高的(或者仅仅是自我认定的崇高),那么手段上就可以不加选择。如果这样的话,那么对郭钦光“塑造”是成功的。郭钦光逝世的消息传出后,为了悼念这位忧国忧时的优秀爱国青年,全国各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举行追悼大会,向北洋政府示威、向帝国主义抗议,并以此为契机,号召青年学生学习郭钦光英雄爱国的事迹,进一步推动“五四运动”的深入发展。

 

在“五四”这场爱国启蒙运动中,青年学生郭钦光敢于放弃自己最宝贵的生命,这种为国牺牲的勇气值得任何时代的人们学习。鉴于此,1995年,海南省人民政府追认郭钦光为革命烈士;1998年5月4日,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,郭钦光烈士英名被补刻在“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”上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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